孔子提出了礼治主义的原则，希冀恢复到西周礼乐昌明的至治之极。孔子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但是他并没有系统地回答礼治的合理性何在的问题，换言之，孔子没有来得及建立起礼的理论体系。作为孔门七十子之一的子思，在《中庸》中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理路，对礼的合理性作了合理的理论诠释。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普遍持怀疑态度，加之《中庸》的论述本身存在若干缺失的环节，因而对子思的上述理路的研究很不充分。
1995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五行》、《缁衣》、《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等篇当属久已亡佚的《子思子》①，是子思子学派的作品。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竹简的年代当更早于此。《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所表述的思想与《中庸》所论完全相同，证明子思作《中庸》之说是基本可信的。有关心性的讨论，在这批楚简中相当之多，为研究子思学派的礼学思想，提供了许多遗逸千载的资料。有赖于此，我们得以重构子思学派的礼学思想体系。
一、 礼生于情
《论语·公冶长》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段著名的文字，曾被《史记·孔子世家》、《汉书·眭宏夏侯胜传赞》、《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后汉书·桓谭传》等引用，影响相当之大。
性与天道，孔子为何罕所言及？后世学者颇多推测。《史记·天官书》云：“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正义》云：“待，须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认为天道性命，“大指微妙，自在天性”，所以不传；也有可能是传而不告。《天官书》此语，使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问题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后汉书·桓谭传》注引郑玄《论语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钱大昕承郑氏之说，认为“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②故圣人难言之。但程树德批评郑氏之说：“郑氏兼学谶纬，其以吉凶祸福解天道，亦为风气所囿。”③程说甚是，故钱说不可从。
皇侃引太史叔明云：“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④认为性与天道贯穿在六经之中，故不需要专门论述。顾炎武踵其说：“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⑤若如其说，则孔子的“礼”也一以贯之于六籍及文行忠信之中，子贡为何没有“不可得闻”之叹？可见此说也不可从。
又，太史叔明以子贡之言乃是“夫子死后，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日之德音难可复值”，⑥此耐人寻味。所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当是孔门后学对性与天道的讨论极为热烈，子贡追思孔子生平言论，发觉夫子罕有言及，故发此议论。子思最早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著名的心性论命题。检阅文献，孟子、大小戴《礼记》，无不谈性与天道，而在郭店楚简的儒书中，性与天道又恰恰是最主要的话题之一。可见，性与天道正是子思学派着力开拓的思想领域。
子思学派在论证和深化孔子的礼学思想时，着意寻求人类的普遍特点，以使其学说具有最强的针对性，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此之谓也。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探索，是从研究治世之道开始的。他们认识到，治民必由其道，“[不]由其道，虽尧求之弗得也”。[2] “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虽强之弗内矣。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3] “凡动，必顺民心，民心有恒。”[4]认为礼的基本内涵是人性，是最近于人的“道”。《尊德义》云：
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
尽管当时戎狄交侵，世事纷乱，子思学派并没有将人的血统、地域或种族的特征，而是将人性作为其治世之道的基础，认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顺应人性。在子思学派看来，所谓人性，是与水、马、土地等所具有的特性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人类最普遍的特征，“四海之内，其性一也”。[5]对人性的把握，可以推己及人；把握普遍的人性，并上推命与天道，而知所当行之人道，所以说“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6]有趣的是，《语丛三》也有与此雷同的话，但将两个“道”字都替换为“礼”字：“知己而后知人，知人而后知礼，知礼而后知行。”可见楚简中的道与礼是相通的。
子思学派将人性作为治道的基础和主体，认为礼治思想发端于人情，所以说“礼生于情”。[7]情与性相为表里，礼始于情就是始于性。人性是指与生俱来、不教而能的喜怒哀乐之情，《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所云“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即是。
子思学派高扬人性，是对周公、孔子以来，周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武王克商、殷周革命之后，周公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提出“明德慎罚”[8] 的口号，要求统治者“无于水监，当于民监”，[9]，奠定了周代人本主义的基础。孔子深化了周公的思想，倡行“仁”的学说，提出“仁者，人也”，[10]“仁者，爱人”⑾的论题。而要爱人、以人为本，就必须尊重人性。《尊德义》说“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可导”的是人性，“不可强”的也正是人性。子思学派认为，人情有天然合理的因素，只要是真实之情，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性自命出》云：
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贵不难。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
信之矣。
关于这段文字，陈来先生解释为：“一个治民者，如果与人民有感情上的沟通，虽有过失，人民也不会嫌恶他。他对人民有情，即使他没有做事，人民也相信他。”陈先生没有解释“不以其情，虽贵不难”一句，又将“过”解释为“过错”，认为此文主旨是“强调治民者内在情性的修养”。⑿但细绎文意，此文应是针对普遍的人性而言的，而并非仅仅是治民者。文中的“过”应解释为“过犹不及”之过，是过头之意。此文的大意是，大凡真实的人情总是可以令人接受的，所以说“凡人情为可悦也”；悲喜好恶之情，只要真实，即使有所过头，也不会令人厌恶，所以说“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伪作之情，即使其表演的难度再大，也无足称道，所以说“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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