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詩論》的發現對於學術史研究是一件大事，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儒家學者對於《詩經》最早的較系統的詩義解說。它無疑是兩漢經學中對《詩經》進行政治解說的淵源和基礎，對於我們重新認識先秦儒家詩教的傳承和影響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詩論》公佈後，已有不少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在此我想就其文獻學的幾個問題略談幾點認識。
《詩經》作爲我國最早的詩歌選集，從傳世《毛詩》看，其編集者根據其內容特點是分爲《風》、《雅》、《頌》三個大的類別的。根據先秦文獻，至少早在春秋時期，《詩經》已經有固定的分類編排順序。對於今本《毛詩》中《風》、《雅》、《頌》的分類編排順序，前人並無懷疑，但在《詩論》發現後，學者間有人提出了異議。例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中就曾著意指出：“第二簡辭文先概論《訟》，再論《大夏》，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這些情況說明詩各編的名稱，在孔子論詩之前已經存在了。其中《詩》各編的排列是前所未見的新的重要資料，以後，整理《詩論》簡序亦依此排列。《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于《毛詩》的《國風》、《大雅》、《頌》的編列次序，……。”這一意見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如果這一看法是有據的，不僅“《詩論》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于《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而且《詩經》在先秦流傳過程中也有不同於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列次序的可能。
應當指出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提出這一看法的依據是原書所作釋文的第2、3兩簡而非原書《說明》所說的“第二簡辭文”。根據原書釋文，確可看出，其簡文的確是“先概論《訟》，再論《大夏》，前後次序非常明確，論《少夏》的簡僅存末句，最後是概論《邦風》。”[i]但是，《說明》卻忽略了原書第4、5兩簡在論述《風》、《雅》、《頌》各部分的總體特點時，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的編排次序。而且根據我們對《詩論》內在文意邏輯關係的理解，是很難得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前所作的《說明》所提出的看法的。爲了說明這點，我們有必要引述一下經調整後《詩論》的釋文。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書《詩論》部分的《釋文》無論在釋文，還是簡序和分章都還存在一些值得商討的問題。我們曾對原書釋文作過較大幅度的更正和調整，經過調整後的釋文爲：
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