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下之言性”是孟子讨论人性论的重要一章，但由于该章中存在难以训释的文字，其反映的思想也隐而不彰，严重影响了孟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拟通过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材料，对该章文字进行梳理，并由字义疏证进一步探讨孟子性善论思想。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天下之言性”章非常难懂，千百年来注疏家们费尽了心思，仍不得其解。此章说：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
此章难解，就在“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这一“故”字。此章下文又说，“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两个“故”字应为同义，故以往学者多根据“苟求其故”的故字来推测“故而已矣”这一故字的含义。如汉赵歧《孟子章句》说：“天虽高，星辰虽远，诚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岁日至之日，可坐知也。”了解了星辰过去的运行，千年之内的日至都可以推算出来，释“故”字为故常之行。与此相应，“故而已矣”的“故”被释为故常：
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当顺其故则利之也。改戾其性则失其利矣。若以杞柳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恶人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虚无事之处。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于无事之处，则为大智也。
从赵歧注来看，他所说的“故”或“故常”就是指人本来的性。顺人本来的性则有利，穿凿妄为，改变人本来的性则失其利。所以下面又说：“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与道乖。性命之旨也。”赵歧注释此章时，联系到孟子“顺杞柳之性以为桮棬”的观点，是其可取之处。不过从“天下之言性也”一句看，是孟子引述当时人们的观点，同时加以评论，而赵歧注显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所以其观点后人还存有不同看法。
宋代以降理学流行，《孟子》被归入“四书”而倍受重视，理学家对此章多有讨论，如朱熹《孟子集注》说：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然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为恶，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
朱熹将性规定为“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将故释为“已然之迹”。按照朱熹的观点，理属于形而上，是“若无形而难知”，但可以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所以天下之人根据性的“已然之迹”就可以了解到性，就象从星辰的“已然之迹”，就可以知其运行规律一样。朱熹的这个解释是建立在他“理”“气”、“未发”“已发”的理学观念之上，更多的是一种哲学再创造，它与孟子思想存在着一定距离，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宋代著名理学家、心学派代表认为陆九渊对孟子此章亦有解释。《象山语录》说：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其首尾文义。中间“所恶于智者”，至“智亦大矣”，文义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据某所见，当以庄子“去智与故”解之。观庄子中有此故字，则知古人言语文字，必常有此字。《易·杂卦》中“随无故也”，即是此故字。当孟子时天下无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据陈迹言之，实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说耳，是反以利为本也。夫子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在革之象。盖历本测侯，常须改法。观革之义，则千岁之日至，无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无可坐致之理，明矣。
陆九渊释故为“陈迹”，是取“故旧”之义。但这样以来，下文“苟求其故”的故字便不好解。所以陆氏实际是把上面一章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部分，认为前面是孟子对当时言论的评论，批评当时之人据陈迹言性，以利害相推算，忘记了性的根本；后面则是讲“赞历明易，治历明时”，并改“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为“不可坐而致”。陆九渊素以不读书自诩，且主张“苟得于心，《六经》皆我注脚”，故常常妄改经义，此章可谓一例。
清代考据学流行，许多学者对孟子此章进行解释，如毛奇龄释故为“智”，“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过智计耳。顺智亦何害，但当以通利不穿凿为主。夫所恶于智者，为穿凿也。如不穿凿，则行水治历，智亦大矣。”[1]焦循将故释为“已往之事”，认为“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旨”，“孟子独于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享利贞之利。《系辞传》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利以能变化，言于故事中，审其能变化，则知其性之善。”[2]当代学者中也有对此章进行探讨者，如杨伯俊《孟子译注》将此章译为：
孟子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象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使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无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3]
杨注《孟子》以简洁、明了著称，但此章却很难说作到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故”字在理解上所存在的难度。《孟子》一书谈论性的地方很多，但正面发表对性看法的，却仅此一章，是理解孟子人性论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但由于“故”字得不到训释，此章的含义也就混沌不清，“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它与孟子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孟子所赞同的，还是所要批判的？这些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且一直难有定论。所以一方面，尽管此章材料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在讨论孟子思想尤其是其人性论的各种著作中，却很少见有引用这段材料的，[4]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种局面，直到郭店简的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