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就是时势影响文体的更迭，几乎社会生活的任何重大变化，都能从文体变革中找到蛛丝马迹。古代中国文学先后经历了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的潮起潮落；在诗歌内部，也经历了诗经、楚歌、乐府、五七言、律绝句、词曲等等一系列繁复形式革命。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经把时代风气、世情对文体的影响形象地表述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
按照这种逻辑来理解，毫无疑问，现代中国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无疑是“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包括白话语言、戏曲等）的文学史复权。虽然从文学史上看，小说在明清时代就曾形成过创作高峰，但小说在那时仍然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曾经有所描述，“昔之于小说者，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这一描述当然包括明清时期在内。明清之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小说不仅从“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的被压抑的“俗文学”状态解放出来，还一跃过渡为现代文学的宗主，“为文学之大主脑”（刘半农语），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主流叙事形式。就现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数量和取得的艺术成就而言，杨义把小说视为“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主要艺术形式”①是丝毫不为过的。
对于现代文学领域中的小说文体复兴，我们可作多层面的分析，比如近现代哲学上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勃兴对于小说兴起的文化奠基意义；民主和科学意识发展下，“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周作人《平民文学》）受到尊重、写实主义受到推崇对于小说表现对象和小说意识的丰富；社会经济状况——包括现代出版业、新闻业的繁荣对于文学生产、流通的促进作用；现代教育制度和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对于现代读者群体和文学市场的培育等等。随便抽取其中一个话题，都有很多话好说。比如鲁迅就曾经把五四以后新文学家提倡小说，看作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指出“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象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②。
小说在现代时期实现文学史复权，可以说是多重历史性磨砺、催生，多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最为根本，或者说更具有整体性影响的意义上讲，我们却不能忽视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结构重整过程中，作为强势的政治文化对于文学进行合目的修正这一重要历史力量。在现代以来小说登临历史舞台、成为贴近地表达中国社会新的现实的“书写文化”这一文类更迭中，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从现代小说的起源上看，“小说”的文学史复权，本身就是包含在政治运动的逻辑中而和政治运动撕捋不开的。晚清、民初乃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摆脱不了的情结就是国家殖民危机中的民族焦虑。虽然在康有为、梁启超、夏穗卿、黄人、徐念慈等早期小说倡导者的言论中，他们对“小说”为何物并不一定有很清晰的把握，甚至存在对“小说”的误读，例如把戏曲也归位于“小说”，但是毫无例外的是，在他们眼中，“小说”都被看作具有“救国”、“新民”的“不可思议之力”。陈独秀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激烈批评了文学中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痼疾，但是他的批评的最终发力点，并没有脱离政治革新的意义神魅，“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现代的转型时期，小说倡导者的着眼点显然都不在小说本身，而在于小说所能承荷的“新民”、“新政治”等价值功能；他们之强调改造旧小说，其目的只是用“小说”来作为政治变革的工具。另一方面，小说的文体复兴也无法脱离现代民族政治单独进行，可以说，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才为作为叙事“俗文学”的小说的历史性复权提供了可能。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古代中国文学是等级社会的关联物，所谓“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就是这种等级制度的文类阐释。在古代，由于小说出身民间市井，其语言、风格、叙事话语难免带有民间社会的“俗”文化特征，它所含蕴的民间价值形态、审美趣味，也使得它必然会受到传统政治权力的特殊贬抑，而难登大雅之堂。而辛亥革命之后，随着等级森严的社会建制的解体，政治权力中心的崩溃，民族政治变革中民主、自由、科学力量的增长，“小说”这一出身民间社会的文体，才具备了繁荣和发展的外部生存空间，使得以大众审美形式出现的小说获得了解放。
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在现代小说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召唤作用。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中，“小说”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也是与它独具的文类特性和叙述功能分不开的。作为民间社会形成的文体，“小说”可以说与生俱来就带有民间社会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进步历史力量的渴望和追求，包含着民间底层社会的道德判断、价值准则，这种价值体系对于正统社会无疑具有强大的解构和颠覆功能。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小说的这种文类价值特性，是契合以反抗传统威权、争取民主和自由为主导叙事的政治革命的需要的。再者，随着民族国家政治的多层面拓展，也必然要寻求一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内容的文体，以此全面地、贴近地反映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变革的历史场景，在这方面，“小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文体优势，它的巨大呈现功能，对于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描述和深度描述的能力，叙事时间、空间转换的自由性等等，都是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
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对于小说文体复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把小说这一文类推向前台，还在于它作为内在驱动力对小说发展产生的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这种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小说作为“俗”文学的被“经典化”。旷新年在《现代文学之现代性》中，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既共生又对立的复杂关系中揭示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确立，把文学革命的发生归结为“蕴含于晚清以来包括‘礼拜六’派在内的各种现代性拓展中”，指出“新文学正是通过对‘礼拜六’派等现代性的文学发展的‘不流血政变’而建立起来的”③。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通俗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向，与其说是文学内部自律演变的结果，毋宁说是特定政治权力系统中通俗文学的一种被强制的“经典化”和政治对文学书写和呈现功能的一种强调，小说只有担当起新的宏大历史叙述的重任，才能成为民族国家政治的盟友。这就必然要求小说祛除出身民间所带来的通俗化与粗鄙化成分，从而走向经典化。反过来从小说自身的生存看，作为“俗”文学的一种，要想真正完成自身的历史性复权，必然要面临着一个文学史的正名和文体合法化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21年《小说月报》的易帜可以看作是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份1910年创刊于上海的杂志，五四运动前为“鸳鸯蝴蝶派”刊物，1921年由茅盾、郑振铎接手，成为文学研究会主要刊物后的一个基本编辑方针，就是“兼收并蓄，不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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