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社会正经历着极其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跨入了更加开入、更快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更宽松地进行新的思维探索，实现文化转型，铸造新的民族精魂的历史时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带来了全部观念的又一次重大革新，其影响正目益渗透到各个领域。然而曾经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崛起、披荆斩棘的文学领域，则仍处于犹豫徘徊之中，显得十分沉寂。这与党的14大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不相应的。21世纪已经握手在即，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对文艺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文艺学范式已无法涵盖、解释或指导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实践，我们面临着传统文艺理论的终结，面临着旧范式的终结。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时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去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①这一普遍原理同样适用于文艺学的发展。我国文艺学必须进行范式的转换，以推动当代文艺向新的世纪迈进。这是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提出的最紧要的课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
一
逻辑的推演必须与历史发展的实践相契合，方能见出理论的巨大力量。本世纪以来我国文艺学范式的巨大而深刻的转变。第一次是五四前后开始的建立我国科学的文艺学范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经过二、三十年代多种批评模式的竞争、选择、删汰，于四十年代形成了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体系，五十年代定型为苏联模式的工具论、从属论的文艺学范式，到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邦文艺极左政治批评模式。这一范式经历了“发展—繁盛—危机”的历史发展过程。
世界文学批评史上任何一种范式的发生、发展都是一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是在五四以来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诞生、成长、发展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的特色。它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其立论基础，以阶级性、党性、倾向性为其核心范畴，以政治教化及认识作用为其功能价值标准，以认识论的反映论涵盖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因此它必然关注文学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及时代的关系。这个范式借鉴了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成果，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导下，形成了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的概念体系。这一苏联模式的文艺学杠架，在以政治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基础上，规定了以一统的权威的政治灌输方式形成的统一的(也是唯一的)文学共同体。由此形成了社会背景(主要是阶级关系)、作家生平(主要是政治内容分析)的批评运演程序。
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曾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文学理论由前笠学阶段进入现代形态的历史转折点，打破了梁启超、感悟式批评的传统程式(就总体特征而言)，建立了完整的学科形态的文艺学。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它确实是中国文艺学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任何理论观照都是历史运演的某一结点上该思想者依照其前理解，从某一视点出发解释、理解、把握历史对象的结果。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样是历史的传释之链上的一个环节。它是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血与火中产生的战斗武器，在历史的演进中曾充分显示其真理性。它是政治的文学或文艺的政治学。换言之，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政治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一部分，是那一时代党的文艺政策学和文艺管理学。它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视点去决定、规范、统摄文艺，从而以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本质来代替对文艺自身本质的探讨。饶有意味的是，倒是作为诗人和艺术家的毛泽东在其创作及批评中更多地关注和遵从艺术的审美本质，而从有拘泥于现实主义典型论的陈说。
历史永远是不完整的，因为历史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它永远处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传释之链中。因而历史的意义又总是处于再解释前的示决状态。同世界上一切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一样，我国的政治——社会批评同样不可能适应于一切时代、一切语境和一切对象，而必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它作出新的解释。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文艺学范式的转换就历史地提到了我们面前。
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一体化政治，将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均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使之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以文学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斗争则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们产进行过对电影响《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对右派分子反党言论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文艺黑八论的批判；对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文化，实行法西期文化专制主义。几十年来，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一直作为一体化政治的核心构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文学的本质被扭曲，其功能与作用被大大歪曲。一方面，它的功能与作用被极大地夸张了，它成为经邦济世，关乎国家、民族、阶级和党的命运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另一方面，文学的功能与作用又被无限的地缩小了。文学只剩下了政治及教育功能，文学之为文学的审美特质遭到放逐，文学的娱乐、休息、消遣、怡情悦性等多种功能被和笔抹煞，文学在历史和现实中呈现的多级多层本质被简单地规定为政治意识形态本质。文学失去了其作为文学的文体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走出绝境、回归文学自身的历史契机。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已无法全面解释文学现实提出的大量问题，它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范式的危机时期。
新时期文学运动是本世纪我国文世学范式的第二次伟大转折，是中国当代文艺学语言论转向之滥觞。它打破了长期禁锢我国文学事业的左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重枷锁，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姿态，更新了观念，深刻地改变了整个文艺学的思维方式：从语言、文学的本质观到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概念系统、价值标准、语言文体、逻辑运演程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文学在这一变某中发生了从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面临着重新定位的社会选择。
首先，阶级斗争已不再居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曾经以扭曲的形态处于阶级斗争“风口浪尖”的文学随着它所依附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中心的消解而不得不接受边缘化的抛离。
其次，在新的政治生活格局中，曾经居于重要地位的文学艺术已不再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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